核實認定“非法占有目的”關鍵要素
作者：陳璇，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來源：《檢察日報》2024年2月3日第3版
刑法第224條明確規(guī)定，非法占有目的是合同詐騙罪的成立條件之一。一方面，理論和實踐普遍認為，這一要件是區(qū)分合同詐騙罪與單純民事欺詐的關鍵所在；另一方面，作為一種主觀心理要素，非法占有目的難以直接查證，而只能借助各種外在事實加以推斷，故在認定時難免存在爭議。因此，有必要對非法占有目的的規(guī)范內涵、形成時間以及認定標準加以厘清。
非法占有目的的規(guī)范內涵。本來，合同交易的內容就是轉移財物的占有。刑法理論中具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詐騙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排除權利人，將他人的財物作為自己的所有物進行支配，并遵從財物的用途進行利用、處分的意思。它包含兩個要素：其一，是排除意思，借此可以將詐騙與單純的騙用行為區(qū)分開來；其二，是利用意思，借此可以將詐騙與故意毀壞財物的行為區(qū)分開來。其中，排除意思的有無對于合同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具有重要意義。實踐中存在所謂“借雞生蛋”的情形，即行為人利用合同，騙取對方的預付款供自己經營使用，試圖在獲利后再歸還對方。在此，行為人與他人訂立合同時并不存在永久排除他人占有財物的意圖，而是為了解決眼前的資金困難，臨時騙用對方財物，只要相應的資金確實被用于從事經營活動，那說明行為人仍然有支付對價之意，故不能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非法占有目的的形成時間。按照刑法第224條的規(guī)定，合同詐騙罪發(fā)生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因此，非法占有目的既可以產生于合同簽訂前或者簽訂時，也可以產生于合同簽訂后履行的過程之中。但是，根據主觀超過要素應當與實行行為同時存在的原理，非法占有目的必須存在于詐騙行為的實施過程中。由于詐騙罪是取得型財產犯罪，所以，詐騙行為以及與之同時存在的非法占有目的，應當出現(xiàn)在財物轉移占有之前。具體到合同詐騙罪來說：（1）在合同簽訂前或者簽訂時，行為人形成了非法占有的目的，并在此目的支配下欺騙他人使其與自己簽訂合同。此時無疑成立合同詐騙罪。（2）在合同簽訂后履行的過程中，行為人產生了非法占有的目的，采取欺騙方法誘使對方繼續(xù)履行合同，而自己卻不支付對價。對于非法占有目的產生之后取得的財物，行為人成立合同詐騙罪。（3）對方已經履行完合同約定的給付義務，行為人在取得對方財物之后才產生非法占有的目的，并拒不支付對價。對于這種情形，由于非法占有目的形成于對方義務履行完畢之后，所以，行為人拒不支付對價的行為并沒有利用合同騙取對方財物，不能成立合同詐騙罪。當然，如果行為人在取得財物后，又采取欺騙手段使對方免除了自己的給付義務，那么針對受到免除的債務可以認定該行為成立合同詐騙罪。此外，對于借用、租賃、承攬、保管等不轉移標的物所有權的合同來說，行為人基于合同僅僅取得了對標的物的合法占有，如果在此之后基于非法占有目的拒不退還，符合刑法第270條第1款規(guī)定，可能成立侵占罪；對于買賣等轉移標的物所有權的合同而言，合同標的物的所有權自交付之時轉移，行為人在收受標的物后就取得了其所有權，不可能再侵犯對方的所有權，故無法成立侵占罪，其拒不支付對價的行為只屬于單純的民事違約。
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標準。判斷行為人是否意圖在不支付合同對價的情況下取得對方的財物，需要重點考慮以下兩方面因素：
其一，履行合同的能力。在合同簽訂階段，如果行為人明知自己不具有履約能力而與對方簽約，可以推斷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當然，如果行為人在簽約時雖然缺乏履約能力，但有合理依據預期在合同履行期限內能夠以合法手段籌集到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資金、人力、設備和技術，也可以排除非法占有的目的。
其二，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在合同履行過程中，如果行為人具有履約能力，卻始終沒有采取實際行動履行合同，而是采取“失聯(lián)”的方式躲藏、攜款潛逃、揮霍財產，或者通過制造假象誘使對方履行合同，則可以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例如，甲將自己的一套經濟適用房先后賣給乙、丙兩人，其間由于甲與他人存在民間借貸糾紛，該住房被法院裁定查封。甲在與丙簽訂和履行合同的過程中，一直隱瞞房屋的真實狀態(tài)，而且在本可以通過訴訟方式與乙解決糾紛的情況下，沒有為房屋過戶給丙作出任何積極努力，反而在收取丙給付的200萬元房款后將其全部用于個人消費。據此，可以認定甲存在非法占有丙200萬元房款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