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2009年第3輯，總第68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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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6號]劉某1故意殺人案-如何認定被害人過錯
二、主要問題
刑法中的被害人過錯屬于量刑中的酌定情節(jié)，準確認定被害人過錯對于實現(xiàn)量刑均衡尤其是可能適用死刑的案件具有重要意義。本案審理中，對于被害人張某2因盜竊分贓不均，數(shù)次帶人糾纏劉某1索要贓款，實施暴力威脅并拿走錢物的行為，能否認定為過錯行為，存在三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被害人張某2的行為屬于過錯行為。張某2案發(fā)之前多次帶人找劉某1要錢，并威脅不給錢就將劉某1殺掉，劉某1是在人身和財產(chǎn)受到雙重威脅的情況才被迫將張某2殺害。因此，張某2的行為屬于過錯行為，劉某1犯罪情有可原。
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害人張某2和劉某1對于案件的引發(fā)均有過錯。張某2的行為雖然威脅了劉某1的人身和財產(chǎn)安全，但前因是劉某1教唆未成年人參與盜竊，故雙方對引發(fā)該案均負有責任。
第三種意見認為，被害人張某2的行為不屬于被害人過錯。張某2雖曾對劉某1的人身和財產(chǎn)實施侵犯，但前因是二人曾共同盜竊分贓不均，屬于共同犯罪人為分贓引起的內(nèi)訌。張某2為索要盜竊贓款而威脅、強拿財物的行為，緣于劉寶和占有二人共同盜竊的贓款，故不能認定為被害人過錯，劉某1亦因不具有任何法定或者酌定從輕情節(jié)，又系累犯，應依法從重處罰。
三、裁判理由
我們同意第三種意見，被害人張某2因盜竊分贓不均數(shù)次帶人暴力威脅劉某1索拿贓款的行為，不能認定為被害人過錯。
刑法意義上的被害人過錯，是指被害人出于故意，實施違背社會倫理或違反法律的行為，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權利或者正當利益， 引發(fā)被告人實施犯罪或者激化加害行為危害程度的情形?！度珖ㄔ壕S護農(nóng)村穩(wěn)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規(guī)定， 對故意殺人犯罪是否判處死刑，不僅要看是否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結果，還要綜合考慮案件的全部情況。對于被害人一方有明顯過錯或?qū)γ芗せ撚兄苯迂熑?，或者被告人有法定從輕處罰情節(jié)的，一般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都o要》第一次明確將被害人過錯引入刑事量刑體系，這樣規(guī)定主要是考慮對于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等互動性非常明顯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對案件引發(fā)或矛盾激化具有明顯過錯的，被告人的主觀惡性相對較小，從而影響量刑，尤其是在可能適用死刑的案件中。
被害人過錯需要具備的條件主要有：
1．過錯方系被害人，被告人的犯罪行為針對的必須是有過錯行為的被害人。
2．被害人必須出于故意，由于被害人過錯通常出現(xiàn)在互動性明顯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等犯罪中，單純的過失行為或者不可歸咎于被害人的其他行為，不能認定為被害人過錯。
3．被害人須實施了較為嚴重的違背社會倫理或違反法律的行為。過錯的字面含義就包含了否定評價的內(nèi)容，被害人過錯從性質(zhì)上說就是違反法律或違背道德的行為，但是并非所有的過錯都能為刑法所評價，只有達到一定的嚴重程度才有可能被納入刑法評價體系，才可能成為酌定量刑情節(jié)?！都o要》明確規(guī)定被害人須有“明顯過錯”，至于是否明顯，通常應以社會一般人的認識判斷為標準。
4．被害人的過錯行為須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權利或者正當利益。“合法權利”是法律明確規(guī)定予以保護的利益，“正當利益”一般是指法律雖未明文規(guī)定，但根據(jù)社會倫理為公眾贊許或認可的利益。被害人的不法或不良行為如果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權利或正當利益，被告人因此對被害人實施犯罪行為的，被告人應受譴責的程度相對減輕。
5．被害人的過錯行為須引起被告人實施了犯罪行為或者激化了加害行為的危害程度。被害人的過錯行為既可能引發(fā)刑事犯罪發(fā)生， 也可能在犯罪中激化矛盾，致使被告人提升加害程度。這里。被害人的過錯行為與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必須具備引起與被引起的因果聯(lián)系， 而諸如被害人疏于防范、誤入犯罪圈套等行為，不屬于刑法意義上的被害人過錯。
確認被害人過錯時，不僅要分析是否具備以上五點，還應當全面考察案件的來龍去脈、發(fā)案背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可簡單套用。如果刑事犯罪的被害人故意侵犯被告人的生命權、健康權等權利，該行為引發(fā)了犯罪或加重犯罪侵害程度的，通常應當遵照《紀要》的規(guī)定將被害人過錯作為酌定量刑情節(jié)，綜合分析被告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進行量刑。但是，若被害人的上述行為由于被告人的先行侵犯行為所引起，其行為屬于“以不法制不法”的，就不能簡單認定為過錯行為。如群毆事件中，雙方均有不法行為，任何一方都存在成為加害人或被害人的可能，不能簡單地以最終結果來認定被害人或加害人，也不能因此而認定被害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過錯。當然，如果加害人的先行不法或不良行為已經(jīng)中止，如群毆的一方已放棄繼續(xù)斗毆，準備離開或被迫離開時，另一方仍無理糾纏，繼續(xù)實施侵害行為的，離開者在無奈情況下實施了加害行為，此時可以考慮認定被害人存在過錯。
本案中，被告人劉某1因受到被害人張某2的數(shù)次糾纏，其人身安全受到威脅，財產(chǎn)權也多次被侵犯，劉某1因此實施了殺害張某2的行為，表面看來已經(jīng)滿足被害人過錯的五項條件，但是由于張某2的行為系劉某1的先行違法行為所引發(fā)，故不能簡單認定張某2存在過錯。具體來說，本案的前因是劉某1在數(shù)年之前糾集張某2參與盜竊，事后未給張某2分贓，后張某2多次帶人糾纏劉某1索要贓款。劉某1和張某2均實施了盜竊行為，二人爭執(zhí)的內(nèi)容是對盜竊贓款的占有不均，而對贓款的占有不是合法權益或正當利益，張某2的行為因缺乏侵犯利益的正當性而不能被認定為被害人過錯。若將張某2的索要行為與劉某1糾集張某2盜竊的行為相剝離，將張某2的威脅、強拿行為認定為過錯，就等于承認劉某1對竊取的財物擁有合法占有的權利，這顯然與法律全面否定和懲罰盜竊行為的理念相悖。當然，這并不是說張某2的行為對案件的引發(fā)沒有責任，但是該行為不能被認定為被害人過錯從而減輕被告人劉某1應受譴責的程度。
綜上，本案因參與盜竊的共同犯罪人分贓不均引發(fā)，被害人張某2的行為不能認定為刑法意義上的過錯，而被告人劉某1無法定或酌定從輕情節(jié)，故意殺死一人，又系累犯，應當從重處罰，最高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核準劉某1死刑是正確的。
(撰稿：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 杜軍燕審編：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黨建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