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2010年第3輯，總第74輯）
[第619號]鄧某1等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案-如何把握和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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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問題
如何認定和把握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特征?
三、裁判理由
本案被告人鄧某1組織、領導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經濟特征、行為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都較為明顯，鄧某1的主要上訴理由之一就是其與本案中的其他人員之間分別是加工承攬業(yè)務關系、雇傭關系或者朋友關系，不具備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特征，因此，如何認定和把握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特征是本案定性的關鍵。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以下簡稱《立法解釋》）的規(guī)定， 黑社會性質組織應該具備組織特征、經濟特征、行為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組織特征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重要特征之一，不具備這一特征不能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組織特征是指“黑社會性質組織不僅有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基本固定，而且組織結構較為穩(wěn)定，并有比較明確的層級和職責分工”。針對當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隱蔽性不斷增強的特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要求在認定組織特征時“要特別注意審查組織者、領導者，以及對組織運行、活動起著突出作用的積極參加者等骨干成員是否基本固定、聯系是否緊密，不要被其組織形式的表象所左右”。根據《紀要》的這一精神，我們認為，對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特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理解和把握：
（一）審查犯罪組織的目的性
普通共同犯罪、犯罪集團中的各被告人也有可能多次糾集在一起實施違法犯罪活動，其中不乏成員眾多、糾集時間長、 犯罪次數多的犯罪組織，但在犯罪目的上與黑社會性質組織相比存在一定區(qū)別。前者違法犯罪的目的是為了實現組織成員個人的目標和利益，故犯罪目的比較直接、明顯。而后者違法犯罪的目的在于維護其組織的利益，是為了組織的安全、穩(wěn)定和發(fā)展，最終實現其對一定區(qū)域或者行業(yè)的非法控制。
（二）審查核心成員的穩(wěn)定性
黑社會性質組織為了增強隱蔽性。其外圍成員可能會經常更換．甚至會有意地制造“人員頻繁更替、組織結構松散”的假象。這就要求辦案人員要抓住此類黑社會性質組織“外松內緊”的本質，認真鑒別組織的核心與框架是否具有嚴密性和穩(wěn)定性，只要組織頭目和對組織的運行、活動起著重要作用的骨干成員相對比較固定、相互之間聯系緊密，則不管其組織結構的外在表現是否松散，均不影響組織特征的認定。
（_二）審查犯罪組織內部的組織性、紀律性
普通犯罪團伙為了更好地實施犯罪、逃避懲罰．在多次違法犯罪活動中也會總結出自己的經驗，但更多的是依靠成員之間的相互配合；對于成員個人的行為，尤其是實施犯罪活動之外的行為，不會進行過多的干涉。實踐證明，缺乏內部管理的犯罪組織結構上比較松散，很難發(fā)揮出組織的能效，難以坐大成勢。而黑社會性質組織經歷了從普通的犯罪團伙逐步發(fā)展壯大的過程，其問必定有一定的組織紀律、活動規(guī)約來確保組織自身的生存和發(fā)展。因此，《紀要》將“具有一定的組織紀律、 活動規(guī)約”作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時的重要參考依據。
以上是把握組織特征最基本的三個方面，實踐中還可以結合該組織其他方面的特點來對組織特征予以更加全面的認定， 如犯罪組織的內部分配機制。普通犯罪團伙通常依據各犯罪人在具體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來進行分配，且通常在實施每一起具體犯罪后“坐地分贓”，獲利后的分配模式相對直接、簡單。而對于犯罪所得，黑社會性質組織內部一般會有相對穩(wěn)定的分配模式，組織成員的收入與各人在犯罪組織中的地位、作用成正比。犯罪所得的分配既包括組織成員的工資、福利支出，也包括組織自身發(fā)展資金的支出。
結合本案的具體情況分析，被告人鄧某1與被告人龔某2、何某3、鮑某4等人之間已經形成了以鄧某1為組織者、 領導者的黑社會性質組織，與普通的共同犯罪有著本質的區(qū)別：
首先，從被告人鄧某1等人的違法犯罪活動來看，其一系列的聚眾斗毆、敲詐勒索等暴力活動已經不再是社會閑散人員之間的爭強斗狠，而是在鄧某1等人的指使下，通過一系列有組織、有計劃的違法犯罪活動，威懾群眾，樹立自己的非法權威，確立勢力范圍，從而非法控制、壟斷廣州市海珠區(qū)的豬肉市場和娛樂場所，確定其對一定行業(yè)、一定區(qū)域的非法影響力， 獲得經濟利益。該組織已經形成了“以黑護利”、“以利養(yǎng)黑”的組織運作模式，這一模式使該組織明顯區(qū)別于一般的共同犯罪和犯罪集團。
其次，從被告人鄧某1、龔某2、何某3、鮑某4等人的聯系情況看，本案已經逐步形成了以鄧某1為組織者、領導者， 以龔某2、何某3、鮑某4為骨干，費某8、于某9等人參加的黑社會性質組織。該組織的主要成員之間層級清楚，分工明確，聯系緊密。其中，何某3主要負責非法制造、買賣槍支、 彈藥的犯罪活動，鮑某4主要負責對肉類市場、娛樂市場的非法控制，龔某2負責對人員的管理和培洲，三人還分別招募和管理了一批下屬成員，供三人在實施違法犯罪活動中驅使。同時，三人也是逐步被鄧某1招募、拉攏過來的，三人接受鄧某1的管理，在鄧某1的授權下負責各自的非法活動。鄧某1共至還在龔某2租住的房頂安裝了無線電發(fā)射臺，為組織聯絡提供保障。這種聯系遠非被告人所辯解的普通雇傭、朋友或者共同犯罪的關系可比，而是黑社會性質組織內部組織者和參加成員的關系，是領導與被領導、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
最后，從被告人鄧某1等人對下屬成員管理控制而高言， 其“看場”人員要求穿統(tǒng)一制服、留統(tǒng)一發(fā)型，攜帶統(tǒng)一配發(fā)的對講機和三節(jié)伸縮棍，統(tǒng)一食宿，接受統(tǒng)一指揮和凋遣，其組織紀律不可謂不嚴格。從實際效果來看，鄧某1等人從 2004 年下半年開始，大規(guī)模地制造槍支、彈藥并進行販賣，在所經營的肉類、娛樂場所“遇事”時能夠迅速糾集二十余人聚眾斗毆，由此反映出，其組織對成員的管理和控制是有效的。各犯罪人員已經不再是松散的“烏合之眾”，而是組織嚴密、紀律嚴格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
（撰稿：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 段凰 司明燈 審編：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 周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