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2014年第2輯，總第97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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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5號]孟某1故意殺人、故意傷害案-主動如實供述本人真實身份及所犯不同種余罪的，能否認定為自首
二、主要問題
殺人潛逃后使用化名，后又因犯新罪被采取強制措施期間，向司法機關主動交代真實身份及所犯故意殺人罪的，對于前罪能否認定為自首？
三、裁判理由
本案的爭議焦點是，被告人以前所犯故意殺人罪已被公安機關上網(wǎng)通緝， 而孟某1因故意傷害以“孟令敏”的化名被廊坊市公安機關羈押期間，又主動交代其真實身份，供認冒用其弟“孟令敏”的身份信息，以及其于 1997 年故意殺人的犯罪事實。對于孟某1在被采取強制措施期間，向司法機關主動交代真實身份，如實供述故意殺人的行為，能否認定為自首，本案審理過程中存在不同認識。一種觀點認為構成自首，另一種觀點認為不構成自首，僅屬于坦白。我們贊同后一種意見，具體分析如下：
對于在被采取強制措施期間，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情況，理論界一般稱為余罪自首。對于余罪自首的認定，應當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審查：
第一，必須是如實供述余罪。《最高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規(guī)定，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除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外，還應包括姓名、年齡、職業(yè)、住址、前科等情況”。該規(guī)定要求行為人不僅要供述所犯余罪罪行，還要交代其真實身份。對于隱瞞自己的真實身份等情況，影響對其定罪量刑的，不能認定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被告人因故意傷害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在羈押期間向公安機關不僅主動交代了自己故意殺人的罪行，還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即之前是冒用其弟“孟令敏”的姓名等身份情況，其真實身份是孟某1。
第二，所供余罪必須是本人的其他罪行，與所犯新罪不屬于選擇性罪名或者不存在事實、法律上的關聯(lián)?！蹲罡叻ㄔ宏P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規(guī)定，“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罪行，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或者判決確定的罪行屬不同種罪行的，以自首論”?！兑庖姟穼Α安煌N罪行”的認定又作了進一步規(guī)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強制措施期間如實供述本人其他罪行，該罪行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罪行屬同種罪行還是不同種罪行， 一般應以罪名區(qū)分。雖然如實供述的其他罪行的罪名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犯罪的罪名不同，但如實供述的其他犯罪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犯罪屬選擇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實上密切關聯(lián)。應認定為同種罪行?！彪m然孟某1如實供述的故意殺人犯罪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故意傷害犯罪，犯罪事實均系孟某1因與被害人產(chǎn)生矛盾后，持菜刀砍擊被害人，但兩者分屬不同罪名，且不存在法律或事實上的關聯(lián)，屬于不同種罪行。
第三，所供述余罪必須為司法機關不掌握。該條件是認定此類情形是否構成余罪自首的關鍵。對何為“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意見》規(guī)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強制措施期間，向司法機關主動如實供述本人的其他罪行，該罪行能否認定為司法機關已掌握，應根據(jù)不同情形區(qū)別對待。如果該罪行已被通緝，一般應以該司法機關是否在通緝令發(fā)布范圍內(nèi)作出判斷，不在通緝令發(fā)布范圍內(nèi)的，應當認定為還未掌握，在通緝令發(fā)布范圍內(nèi)的，應視為已掌握；如果該罪行已錄入全國公安信息網(wǎng)絡在逃人員信息數(shù)據(jù)庫，應視為已掌握。如果該罪行未被通緝、也未錄入全國公安信息網(wǎng)絡在逃人員信息數(shù)據(jù)庫，應以該司法機關是否已實際掌握該罪行為標準。”需要指出的是，該條意見針對的是行為人身份信息明確的情形。如果行為人潛逃期間或者因新罪到案后為掩蓋漏罪或者前科，長期使用化名或者自報虛假身份，即便該行為人被公安機關上網(wǎng)通緝，該余罪亦難以為司法機關所掌握。因此，不能簡單以“是否在司法機關通緝令發(fā)布范圍內(nèi)”或“該罪行是否錄入全國公安信息網(wǎng)絡在逃人員信息數(shù)據(jù)庫”作為司法機關是否掌握的標準，而應本著實事求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態(tài)度審查判斷，不宜搞“一刀切”。認定司機機關是否掌握余罪罪行，既不能把握得過窄，影響行為人交代余罪的積極性，又不能放得過寬，導致行為人借助余罪自首減輕罪責。對于行為人采用化名的情形，司法審判中應當綜合審查在案證據(jù)，結合公安機關偵查慣例等情況，具體分析司法機關有無掌握其余罪的條件與可能，對于行為人外逃后長期使用化名，司法機關對其真實身份的查證又無其他任何線索的，如果行為人因實施其他犯罪到案后如實交代真實身份信息及所犯余罪，可以認定構成余罪自首。如果司法機關有明確、清晰的查證身份線索，不宜認定行為人對余罪構成自首。
就本案而言，首先，根據(jù)公安機關出具的《在逃人員登記／撤銷表》及《協(xié)查通報》，被告人孟某1因故意殺人逃跑后，公安機關于 1997 年 10 月 7 日向各地公安機關、看守所等發(fā)布了抓捕孟某1的協(xié)查通報；于 2002 年 4 月 1 日又在全國范圍內(nèi)對孟某1上網(wǎng)追逃。雖然孟某1因故意傷害在廊坊市公安局看守所羈押期間，如實供述了自己的殺人罪行，但公安機關具備了解和掌握其所犯余罪的客觀條件和正規(guī)途徑。其次，孟某1使用“孟令敏”的化名已有數(shù)年， 并以“孟令敏”的身份信息偽造了身份證。公安機關在孟某1主動交代前，并不掌握其真實身份信息，但孟某1所持有的第一、二代身份證，均系偽造且被公安機關起獲，其冒充他人身份信息的情況已露出破綻。同時，孟某1冒充的是其弟“孟令敏”的身份信息，根據(jù)公安機關偵查慣例，公安人員按照正常的工作程序，在調取“孟令敏”的戶籍材料，查證行為人與“孟令敏”身份關系的活動中，亦能了解孟某1的真實身份及所犯余罪罪行。
由此可見，孟某1使用“孟令敏”化名，對公安機關掌握其余罪罪行并不構成實質障礙。故孟某1在廊坊公安局看守所羈押期間，如實供述自己真實身份及殺人罪行的行為不符合“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規(guī)定，不應認定為自首。
需要說明的是，之所以對余罪自首采用比一般自首更為嚴格的認定標準， 主要考慮到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強制措施，屬被動歸案，司法機關有深挖余罪的職責，犯罪嫌疑人有如實回答的義務。當然，上述對“司法機關是否掌握” 認定標準的界定，并不會造成變相鼓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編造和使用沒有任何查證線索的化名的情況。就孟某1而言，其主動交代真實身份，如實供述其以前所犯罪行的行為，雖不能認定為余罪自首，但已構成坦白。2011 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已將坦白上升為法定從寬處罰情節(jié)，審判機關可以根據(jù)其坦白價值大小、所犯罪行嚴重程度等情節(jié)，在量刑時決定對其是否予以從輕。孟某1故意殺人，致 2 人死亡、2 人輕傷，在逃期間又犯故意傷害罪，主觀惡性與人身危險性大，雖有坦白情節(jié)，不足以從寬處罰，故法院判處并核準死刑。
